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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十四五”期间,财税政策有哪些发力点?

2021-03-2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不仅关乎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更与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十四五”期间,财税政策将如何调剂人们的收入?减税降费会成为长期的政策吗?财税体制改革有哪些重点?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第一财经《首席评论》专访。
  1.扩大内需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刘尚希带来一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议》。其中,刘尚希提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大内需,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项战略任务,应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而达到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
  刘尚希表示,从中长期考虑,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性的问题,比如说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把我们现有的低收入群体的规模缩小。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民,由于农民的能力普遍偏低,导致农民普遍收入偏低。从战略来看,要扩大内需就必须花大力气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能力偏低问题,只有他们的能力普遍提升了,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所以农民的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的一个基本路径。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财税体制的改革和相关的财政政策来支撑。
  2.应跟上数字化的大趋势前瞻性研究“数字税”
  近日,刘尚希在“新经济大会”的论坛上,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新的税收制度”的观点。他认为:“我们需要一套基于数字化基础上的新税制理论”。
  刘尚希表示,现在整个社会进入了数字革命的时代,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源的结构、税基的结构,以及征管的方式也都在逐渐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再按照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税制理论来设计税收制度、进行税收征管,是不相适应的。
  例如现在的平台经济,在总部的地方不需要设置实体的机构,也可以销售产品和服务,只需在平台机构的所在地交税,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税源与税收的背离。所以正是从这么一个趋势上来判断,我们现在有必要适应、跟上数字化的大趋势。就像法国开征数字税,就是因为通过数字平台的这种国际贸易,使得法国收不到任何税了。所以“数字税”也可以视同为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利益的一个税收措施,我们现在就要前瞻性地进行考虑。
  3.今年的债务规模依旧处于历史较高位
  对于2021年的债务安排,政府工作报告指明,今年赤字率拟按3.2%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且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较上一年减少了1000亿。对于整体下调的债务规模,刘尚希表示,跟去年比有所减少,但是跟以往相比的话还是一个历史的高位。所以,从债务的规模上来看,还是体现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减税降费方面,针对目前条件下一些特殊的、临时性的减税降费的政策取消了,但同时又出台了新的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来予以对冲,也是表现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依然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急转弯”。
  4.应稳定企业长期预期不能过度依赖减税降费
  可以看出,今年减税降费的政策仍在继续加码,那么在“十四五”期间,减税降费是否会成为一个持续性、常态化的财政政策呢?
  对此,刘尚希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减税降费不可能永远在路上,因为这些年一直都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可以说这些年一年比一年大,再这么减下去,财政难以承受,财政风险就会急剧扩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6%以上,实际上国际机构以及各个方面的预测是在8%以上,即使站在宏观调控这么一个短期的视角,也没有必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所以关键是把以前这些制度性的减税降费落实好,把阶段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延续好,使市场主体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激发市场主体的内在动力。”
  5.公共资源要用预算制度来配置
  刘尚希认为,“十四五”期间的财税体制改革将有三个重点,分别是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刘尚希指出,从预算制度的改革来看,我国现在有大量的资源是在公共领域,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去年就达到了24万亿,加上基金预算和资本金预算,那至少有35万亿,如果再考虑大量的、其他资源性的资产,这个规模将更大。在公共领域的这些庞大的资源,就要靠预算制度来配置。
  其中,判断预算配置的标准,则取决于公共风险,哪个领域公共风险大,这方面配置的资源就要多。比如去年疫情爆发期间,在公共卫生领域配置的资金就要急剧增加。另外,在预算资金分配上,要采取一些例如“零基预算”的这样一些理念,以风险为导向,这样更有利于更合理地去配置公共资金,从预算改革的角度来说,如何发挥预算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涉及到国家治理效能的问题。
  第二个重点是税收制度,从营商环境的角度来说,税收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税收的指标涉及到税负、税收缴纳的时间、便利性等,这既有税收收入制度、也有税收征管制度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怎么把这个短板补起来,完善市场环境方面的税收环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包括从长远来看,加快建立数字税,数字征管,这样来提高税收收入制度、税收征管制度与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的匹配性。
  第三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充分考虑到人口的流动,农民市民化、城市化的背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财力怎么形成一个有效的匹配,这样使市民化的成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分担机制。这样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这就是财政方面的改革。
  6.财税政策如何激励人们参与“第三支柱”?
  “十四五”期间我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而我国养老体系中的“第三支柱”目前发展仍较为缓慢,其中,税延养老险参保人数仅覆盖4.76万人。未来,财税政策的优惠力度能否加码,鼓励更多人参与第三支柱呢?对此,刘尚希指出:“养老负担怎么在政府、企业、个人家庭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担,需要养老制度进一步去考虑。”
  目前我国实施的“税收递延”政策主要针对交个税的人来说有个激励政策,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还交不上个税。那么如何应对呢?刘尚希认为,在国外有一种“负所得税”,也就是给低收入者发放个税补贴,激励这些低收入者积极去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刘尚希表示,我国能不能实施这么一种“负所得税”的补贴政策,也是可以去探讨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他首先要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如果他收入很低,眼前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哪有心思或者哪有钱去考虑以后的养老问题?他没有那个钱去买商业养老保险,甚至可能存款不多。所以,现在怎么样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才是当务之急。